杨国忠是唐朝的罪魁祸首?别再冤枉他了!

  今天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唐朝为何衰败的文章,欢迎阅读哦~

  杨国忠被后人视为盛唐衰败的罪魁,可是把历史的责任仅仅归罪到一人身上,恐怕太过草率。

  白居易有诗云:

  新丰老翁八十八,头鬓眉须皆似雪。玄孙扶向店前行,左臂凭肩右臂折。

  问翁臂折来几年,兼问致折何因缘。翁云贯属新丰县,生逢圣代无征战。

  惯听梨园歌管声,不识旗枪与弓箭。无何天宝大征兵,户有三丁点一丁。

  点得驱将何处去,五月万里云南行。闻道云南有泸水,椒花落时瘴烟起。

  大军徒涉水如汤,未过十人二三死。村南村北哭声哀,儿别爷娘夫别妻。

  皆云前后征蛮者,千万人行无一回。是时翁年二十四,兵部牒中有名字。

  夜深不敢使人知,偷将大石捶折臂。张弓簸旗俱不堪,从兹始免征云南。

  骨碎筋伤非不苦,且图拣退归乡土。此臂折来六十年,一肢虽废一身全。

  至今风雨阴寒夜,直到天明痛不眠。痛不眠,终不悔,且喜老身今独在。

  不然当时泸水头,身死魂孤骨不收。应作云南望乡鬼,万人冢上哭呦呦。

  老人言,君听取。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,不赏边功防黩武。

  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,欲求恩幸立边功。

  边功未立生人怨,请问新丰折臂翁。

  诗绝对是好诗,白诗向来平易通俗,全诗读来动人心魄,新丰折臂翁的不幸遭遇催人泪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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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新丰折臂翁惨事于史有据:天宝九载(西元750年),南诏首领阁罗凤起兵反唐。此后从天宝十载至十三载,唐军由剑南镇(今四川省西部)出兵,三次大规模讨伐南诏,均告失败,伤亡惨重。尤其第三次南征不仅调动剑南本地镇兵,还从内地征发大批壮丁远征,几乎伤亡殆尽。

  一、杨国忠的无奈

  白居易终归是书生,缺乏政治洞察力,他出于朴素的反战思想写下了这首感天动地的好诗;却又画蛇添足,加上了政治评价“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,不赏边功防黩武。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,欲求恩幸立边功”。

  “开元宰相宋开府”就是唐玄宗在位初期名相宋璟,此公之事姑且不论;“天宝宰相杨国忠”无疑是大名鼎鼎,妇孺皆知。

  杨国忠是典型外戚幸臣,他能够“炙手可热势绝伦”,靠的是那位“回眸一笑百媚生”的杨玉环。对杨国忠来说,只要贵妃不失恩宠,杨家就稳如泰山,奉承好皇帝贵妃是重中之重,其他统统是细枝末节不值一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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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去立什么“边功”来“求恩幸”。

  退一步说,即使杨国忠不甘做佞幸小人,想要建一番功业,那他也应该做他最拿手的事。“国忠专主薄簿,计算钩画,分铢不误,帝悦曰:度支郎才也”(《新唐书·列传一百三十一·杨国忠传》),既然他以理财能力受皇帝赏识,又何必在自己不擅长的军事领域冒险?

  当然,也可能说杨国忠缺少自知之明,轻率妄动。但是南征前后进行了三次,最晚到第二次战败时,杨国忠就应该明白军事手段无法解决问题,应该尝试政治解决。而当时南诏方面确实也曾请罪乞降,虽说阁罗凤不见得有多少诚意,可能是得了便宜卖乖,但好歹是一个可以搪塞皇帝的交待,反正他杨大相爷也要跟唐玄宗谎报军情给剑南镇脱罪,一般是欺君罔上,何不选个风险小的?

  关键在于杨国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!他有自己的利益集团,不给底下人谋福利的话,大家凭什么替你卖命?杨国忠的基本盘是剑南镇,小弟们要升官发财得靠军功!

  所以尽管杨国忠的“恩幸”不靠军功,也只能支持小弟们打下去。

  二、李隆基的权衡

  绝大多数人觉得,唐玄宗晚年腐化堕落昏庸失察,易受奸臣拨弄。

  其实不然,老头子精着呢!

  他晚年和大臣评价历任宰相时,就尖锐指出李林甫“妒贤嫉能亦无敌也”(《大唐新语·卷八》),可见这些“奸臣”并没能蒙蔽“圣聪”,杨国忠那些小动作根本瞒不过他,只是不说破而已。

  杜甫《兵车行》云:“边庭流血成海水,武皇开边意未已。”讽喻唐玄宗贪慕开边拓土的虚荣,以致边陲战事连绵不绝,祸国殃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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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代边镇大多处于古典农耕区的边缘,所能开拓的疆土几乎都是草原荒漠,很难产生产生什么可观利益,反而要平白多出不少开支。“开元之前,每岁供边兵衣粮,费不过二百万;天宝之后,边将奏益兵浸多,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,粮百九十万斛,公私劳费,民始困苦矣。”(《资治通鉴·卷二百一十五》)

  《鹿鼎记》中韦小宝有言道:“皇上大封功臣,犒赏三军,大家都要升官发财。皇上自己非但升不了官,反而要大开库房,黄澄澄的金子、白花花的银子,一箱箱搬出去花差花差,岂不大大破财?”

  话糙理不糙,不管什么战争,对皇帝来说都是亏本生意。战前要囤积粮秣军械,战时要发放军饷补充军需,输了一切休提,好不容易赢了还得论功行赏,大把真金白银就这么哗哗如流水出去了。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,这些钱理论上都属于皇帝老子,本来可以拿来尽情享乐的;换来的一点虚荣,值得那许多吗?

  关于韦小宝的问题,康熙的答复是:“天下太平,百姓安居乐业,那就是你主子的升官发财。”这种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不尽不实,百姓是不是安居乐业皇帝倒不太在乎,但天下太平就不可或缺了。李隆基肯掏五倍军费,不是因为钱多得烫手,而是因为不这样做他会在别的地方花费更多。

  要天下太平,要当“天可汗”,就得有能力保护自家子民。唐帝国固然烜赫一时,但是边防压力很重,吐蕃突厥契丹一个个磨刀霍霍,瞅机会随时会扑上来撕咬一口,非在边镇驻屯重兵不能威慑。

  唐玄宗也不是不知道,初唐时有事聚府兵,事毕散归府的制度很好,既省钱又能避免将帅拥兵自重。无奈此时府兵制已完全崩坏,“时当番卫士,浸以贫弱,逃亡略尽”,国家军备总得有,边塞总得有人去戍守,不得已只能“一切罢之,别召募强壮,令其宿卫”(《旧唐书·列传四十七·张说传》)。

  既然用募兵制取代了府兵制,当然要提高“长征健儿”的待遇,多一些开支,不能让戍边将士既流血又流泪吧?

  三、节度使的野望

  很多人以为,唐玄宗年老昏聩,不信忠臣良将,偏偏看中了杂种胡安禄山,最后自食其果。

  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,早在唐玄宗开元年间,边镇主将大多还是汉族重臣时,节度使军阀化已初见端倪。

  《资治通鉴》记:河西节度使崔希逸与吐蕃边将乞力徐私下约和,希望双方各自撤除守军。乞力徐心存疑虑,觉得崔希逸个人无法决定朝廷政策,怕和战大计会有反复。崔希逸再三保证,终于说服乞力徐,双方保持和平,边民各自安居乐业。开元二十五年(西元737年),崔希逸部将孙诲想立边功,上奏皇帝称吐蕃无备,突然袭击可以大获全胜。唐玄宗命令内给事赵惠琮取河西查看情况,赵惠琮矫诏令崔希逸出兵。崔希逸不得已发兵,进入吐蕃境二千于里,在青海西大败吐蕃,斩首二千余级。从此吐蕃与大唐翻脸成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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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段记录常被看作唐玄宗好战轻启边衅的铁证。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,崔希逸一介边将,凭什么自作主张自行和谈?从上下文看,事前崔希逸没有得到授权,事后皇帝和吐蕃赞普也没有追认,根本就是两个边将私相授受。不管崔希逸的出发点如何好,程序上就是明显欺君!须知“人臣无外交”!

  另一位著名边帅,曾身兼河西、陇右、朔方、河东四镇节度使的王忠嗣,也做过很不妥当的事情。唐玄宗有意夺回被吐蕃占领的石堡城(在今青海湟源县),王忠嗣认为石堡易守难攻表示反对,皇帝很不满意,但是只能暂时罢手。天宝六载(西元747年),将军董延光建议攻石堡,皇帝命令王忠嗣分兵接应,王忠嗣不得已出兵,但不肯就此事对将士悬赏,董延光很不高兴。董延光军攻打石堡失败后,董延光向皇帝投诉王忠嗣“沮兵”(故意打击士气),王忠嗣被治死罪,经哥舒翰营救改为贬官。后来哥舒翰攻取石堡,伤亡数万,验证了王忠嗣预言。

  这件事也被史家拿来批评唐玄宗不纳忠言。问题是王忠嗣身为军人,当“以服从命令为天职”,即便与最高统帅意见想做,也该是“保留意见,坚决执行命令”!怎么可以阳奉阴违,故意拖后腿?董延光投诉他“沮兵”,并不是诬告。

  崔希逸和王忠嗣都被视为忠君爱国良将,良将尚且无视皇命迹近跋扈,等而下之者就更不堪了。节度使们已经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,不再对皇权唯命是从。

  李隆基不是不懂猜忌的老好人,事实上斗争这根弦他一直绷得很紧,因为怀疑与太子关系暧昧,他赐死了名将皇甫惟明,将王忠嗣几乎一撸到底,就是怀疑有人会用边镇精兵威胁他的地位。

  既然连汉族大将都靠不住,唐玄宗更不可能真正信任那些“素无信义”的胡人,这些人肯给朝廷卖命,无非是“畏威贪利”而已。然而此时大唐已经不是贞观年间,做不到“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”,即便不考虑实际战斗力,关中彍骑满编也不过12万,而边镇编制是49万!强弱之势不问可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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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隆基搞过裁军,盛唐边军最多曾达到六十余万,名相张说建议裁撤二十余万,此后又有反复,最后定编为四十九万,这是边防刚需,无法再作太大调整。他也想过避免边将久任,但操作起来并不容易,节度使地位很高,调任入朝要升迁尚书宰相才合适,而中枢显然没有那么多空缺;而且节度使们也会进行抵制。“(高仙芝)寻除河西节度使,代安思顺。思顺讽群胡割耳捴面请留”。

  既然“威”不太靠谱,那就诱之以“利”。 于是唐玄宗积极支持边将对外军事扩张,用重赏将边镇的注意力引向域外,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

  所以李隆基并不怎么计较边将们的军事失败。高仙芝兵败怛罗斯,安禄山征讨契丹,都是全军覆没,换到汉朝肯定要问死罪,最好结果也不过是赎为庶人;而在大唐他们几乎毫发无损,继续高官厚禄。因为这反映了态度问题:愿意外战就代表着没有异心,就是好同志。

  因此,在李隆基看来,剑南军的失败只是能力问题,而大节不失,当然没有必要太计较。

  四、宋开府的迂腐

  从长远看,李隆基的鸵鸟政策必然破产,因为军事扩张有其极限,边将们迟早会发现内地军民比域外胡骑好对付。但在短期内效果还是不错的,毕竟大唐百年积威还是能够唬人的,于是乎内地官民安居享太平,边镇将士力战求重赏,大家都基本满意,盛世也就这得过且过么维持下来。

  在这种形势下,如果实行宋璟那个刻薄寡恩的“不赏边功”政策,无疑将大大激怒边军,使他们怨恨朝廷,非但防不了“黩武”,甚至可能提前引发安史之乱!

  这不是危言耸听,当年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,国势蒸蒸日上;但是因为将国都从平城(今山西省大同市)迁往洛阳,北部边镇重要性下降,朝廷对戍边军民不加重视,也不进行安抚,最后引发了“六镇之乱”,生生拖垮了拓跋王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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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唐统治核心关陇军事贵族,本就出自北魏六镇之一的武川镇,对边军叛乱可能造成的破坏再清楚不过了。

  唐玄宗的绥靖政策当然不是长久之计,但是能够维持住现有局面也算比较尽职了。毕竟对整个军事制度做大手术需要极大魄力,而且操作难度极大,稍有不慎反而会陷入万劫不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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